本文目录一览：

• 1、2017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备考：电信诈骗究竟何时了
• 2、去年公安机关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4900余起吗？
• 3、非法牟利1万元以上的黑客，一万个里有几个被抓？
• 4、“内鬼”卖信息集采单位也要问责对吧？

2017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备考：电信诈骗究竟何时了

当前,电信诈骗日益呈现出精准化、职业化的特征。从受骗对象看,大多为老年人、学生等防范意识相对较弱的群体;从作案手段来看,各种陷阱设计得越来越隐蔽,诈骗工具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不少人将诈骗当成了一种职业。

如何让骗子无计可施?有人建议进一步推进电信实名制,加强对虚拟电信运营商的监管;有人建议抽调公安精锐警力,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电信诈骗一律刑事立案;还有人建议民众提高防骗意识,增强与骗子“斗智斗勇”的能力;也有人建议从银行端入手,加强向陌生账号转款的监管,采用技术手段提高止损能力。

其实,电信诈骗的精准度和成功率不断提高,症结在于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防线不断失守。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面对虎视眈眈的黑客、等待贩卖牟利的信息贩子,如果缺乏严格的保护和追责机制,公民信息就会处于“裸奔”的状态。

进入网络互联互通的时代,收集个人信息的机构日渐增多。网络购物时,只要浏览过某一件商品,下次网站就会自动推送相关类别的商品;查阅新闻时,只要点击过某一起事件,客户端就会记录下你的“喜好”,自动推荐相关的新闻。大到买房买车、办理银行业务,小到餐厅就餐、医院就诊、报教育辅导班,都涉及个人信息的记录与读取。然而,正因为获取信息太随意,保护个人信息的难度非常大。事实表明,很多关键的用户信息,恰恰是通过看上去相对正规的机构泄露出去的。

[对策措施]

总结，对于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机构而言,应当建立惩处条款,从立法层面让其承担起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无论公民信息泄露程度严重与否,都应当追根溯源,找到泄露信息的责任人。

而从掌握公民信息机构的角度来看,应当建立权责对等的机制,确保用户信息的安全,不去触碰法律的底线。在收集用户信息的时候,要建立必要的边界,不随意跨界,明确非必要的用户信息采集,只会加重有关机构在履行责任时的风险。

此外,收集用户信息的机构,有必要建立起完善的风险防御机制,如果自身并不具备保护用户信息安全的能力,就应当将泄露的风险提前告知用户。从采集环节入手治理,加重信息收集机构身上肩负的保护义务,严格落实有关方面的监管职责,方能从根本上保卫个人信息安全。

去年公安机关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4900余起吗？

从公安部了解到,2017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侦破了一批大要案件,有力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肃清网络环境,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20日,全国公安机关当年累计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491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463名,打掉涉案公司164个。

近日,福建福州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查获公民个人房产、征信报告、车辆、联系方式等信息超过千万条,抓获的19名犯罪嫌疑人,绝大多数是房产开发、销售、中介等内部人员。他们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集、交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从中牟利。

从已破获案件看,“内鬼”监守自盗和黑客攻击仍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渠道。当前,内部人员作案突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新技术、新手段不断出现,涉案单位和人员反侦查意识日益增强,涉案单位和人员以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条,拥有海量公民个人信息数据。

过去的一年,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利用工作之便窃取、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各部门、各行业内部人员以及入侵信息系统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客,抓获各部门、各行业内部涉案人员831名,抓获涉案黑客389名。

非法牟利1万元以上的黑客，一万个里有几个被抓？

被抓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一，更多高例如的黑客被抓都是给共产党做事、工资照给、判几年就做几年，网络中被抓的都是二流的，技术不精通造成被抓，技术不行就判刑坐牢，技术精通的被抓有百分之八十的国家的都会培养起来，为国家做事、

“内鬼”卖信息集采单位也要问责对吧？

由于信息采集单位在信息保护或监管方面存在太多漏洞，信息采集单位成了泄露公民信息的“重灾区”。

刚生完孩子，各种推销婴幼儿用品的电话就打进来了。许多妈妈苦思，到底是谁泄露了自己的信息。最高检5月16日发布了包括韩某等8人买卖新生婴儿信息在内的6起典型案例。其中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韩某利用其工作便利，非法获取新生婴儿信息共数十万条出售。

公民信息泄露，主要有四个途径：

一是“内鬼”非法出售获利，比如银行员工、电信公司员工、保险公司员工、自来水公司员工、快递公司员工、医院职工、招生办工作人员等，都有机会掌握着众多用户的信息，这些也是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灾区”；

二是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人员、电脑维修工等利用其技术优势获取公民信息；

三是黑客入侵获取信息；

四是少数人缺少保护信息的安全意识，粗心大意泄露信息，或者信息采集单位及个人被骗而泄露信息，比如贫困生信息被不法分子骗走等。

除了公民个人由于自己的原因泄露信息以外，其他三种主要类型的信息泄露都离不开信息采集单位的责任。比如，信息采集单位“内鬼”盗卖公民个人信息之所以能够得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信息采集单位缺乏信息安全意识，没有建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严密制度，信息采集单位工作人员略用心计就可以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其非法获取的信息卖掉牟利。常常，不仅信息采集单位相关人员毫不知情，事后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即使公安部门揪住了“内鬼”，往往也难追究信息采集单位的责任。

于是，在防范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法律链条上，信息采集单位的责任缺席了。信息采集单位保护不力，监管存在严重的漏洞，事前没有做好防范，事发后也没有承担丁点儿责任，这等于对信息采集单位漫不经心、监管不力的纵容，也是“内鬼”胆大妄为和屡屡盗窃信息得逞的原因。目前来看，由于信息采集单位在信息保护或监管方面存在太多漏洞，信息采集单位成了泄露公民信息的“重灾区”，这实质上提醒信息采集单位要加强保护和监管，包括技术的、制度的、追责的等各个方面都要完善，堵住信息泄露漏洞。

权利和责任要对等，一些公共服务单位采集了公民信息，就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公民信息安全，否则，信息采集单位就没有资格采信公民个人信息。即使法律法规要求采集公民个人信息，比如执行“实名制”要求，也要保障公民信息安全，这应该是单位采集公民信息的法律义务，这种义务就体现在泄露信息要承担责任。但当下每次发生信息泄露事件，除了惩罚“内鬼”以外，追究信息采集单位的责任往往没了下文，这种放过单位的做法让人好郁闷，也是公民信息一再泄露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信息采集单位是保护公民信息链条上极其重要的一环，出事后岂能不承担责任？这样处理公民信息泄露事件，不公平。同时，更不利于有效保护公民信息安全。毋庸置疑，信息采集单位责任一旦缺席，管理就不可能跟上，泄露公民信息的漏洞百出，“内鬼”始终经不住利益的诱惑，这不明摆着放纵“内鬼”吗？这真是一件令人着急而又非常费解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