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破解iOS系统的是:乔治·霍兹(George Hotz,1989年10月2日-),美国学生,2007年8月解锁苹果(Apple)iPhone手机,使得iPhone手机不仅仅局限于ATT网络,也支持其他GSM网络。乔治·霍兹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Glen Rock市,2007年毕业于Bergen County Academies,并进入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生物工程专业,学习生物信息。2011年6月27日,黑客乔治·霍兹被曝加盟Facebook。
乔治·盖茨是美国电脑天才和电机工程迷,曾因设计一款能够播放3D图像的设备而获得由英特尔公司主办的科学展览提供的2万美元奖金。因破解iPhone手机打破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通信网络“垄断”,使其他电信公司或美国以外国家的电信公司网络支持iPhone成为可能。现计划在大学中攻读神经系统科学。
乔治·索罗斯简介
出生年月:1930年 籍贯:匈牙利布达佩斯
量子基金 职位:主席
毕业院校:伦敦经济学院
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他移居到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
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它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是LCC索罗斯基金董事会的主席,民间投资管理处确认它作为量子基金集团的顾问。量子基金在量子集团内是最老和最大的基金,普遍认为在其28年历史中在全世界的任何投资基金中具有最好的业绩。进入1997年,一直风平浪静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动荡不宁,5月以来,外汇市场更是倾 刻间狂风大作,波涛汹涌。泰铣、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不断大幅贬值,印尼盾、新 加坡元等国货币也未能逃脱这一大劫难,均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有关国家的 中央银行采取了种种应急措施,打击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货币投机行为,千方百计地维护本国 市值稳定,却事与愿违,屡施各种方策之后仍无法解脱困局。7月2日,泰国被迫实行浮动 汇率制,一天之内泰铢即狂跌20%。与此同时,眼看就要倾家荡产的泰王国政府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日本、美国等金融大户发出了求救紧急资金援助的申请,使得在泰国酝酿已久 的墨西哥式金融危机终于浮出水面,让世人一睹其面目。
90年代前期,当西方发达国家在衰退中苦苦煎熬,西方文明的殒落似乎就在眼前闪现 之时,东南亚经济增长却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令世界为之惊叹,连那些一向眼中无人的白 人老板也自愧不如,心中充满着嫉恨。
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场大跃进,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以求 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并想当然地认为,21世纪即是亚洲的世纪,而亚洲的世纪即 是东南亚的世纪,世界权力的重心从此将向这个渐露雏形的地区偏移,云云。然而,被舶来 的葡萄酒灌了个头重脚轻的东南亚人却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东南亚过去几十 年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延投入的增加,而非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因而在如此局 限的增长模式基础上竟相放宽金融管制,与世界顶尖金融强手争吃大金融市场的“蛋糕”, 无疑是在沙滩上兴建摩天文厦,隐患重重,极易被外力击破。
这一点,老谋深算的乔治·索罗斯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索罗斯是一个惯于钻牛角 尖及吹毛求疵的人,东南亚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他的掌心。他一直 在等待着最后机会的到来,他要捞一大笔,创造出另一个类似于击跨英格兰式的奇迹。
其实,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劳工素质低下。贸易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上扬,正面临经济过热的 危险;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因超额生产能力、企业债台高筑以及缺乏高等教育和技术劳 工等,将遭遇“成长性的衰退”(Growth Recessi0n),有可能陷入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 之中。克罗斯比公司认为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东南亚企业普遍高估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 能和公司人员规模,因此造成了“乐观的错误”。有关当局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往 往又会对“乐观的错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届时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 行为高涨,泡沫经济四处膨胀,整个市场被蒙蔽在一片虚假繁荣的七色光圈之中,从而为诸 如乔治·索罗斯这样的“金融苍蝇”创造出绝好的进攻机会。
然而,沉浸在“东亚奇迹”的喜悦和梦幻之中的东南亚诸国,对上述忠告均置若罔闻, 态度类同于对待戈尔茨但那样。这一切,索罗斯一直在心中暗暗高兴。 早在1992年,泰国的经济界人士,特别是金融界人士,就不知从何处冒出了一个奇怪 的念头,以为曼谷应取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成为第二个香 港。在这种简直就等同于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推动和刺激下,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 外国资本敞开了金融市场大门。果然,外国银行带来了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 大尝了甜头,财源滚滚,乐不可支,并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 多银行一窝蜂似地把近30% 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使房地产业就如同中国北京的小胖子 一样盲目发展,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 许多贷款难以收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据日本大和综合研究的援引泰国有关方面资料,截 至1997年6月底,泰国金融机构所有的风险债权数额为4860 亿铢,为贷款总额的 31.5% 。更有人估计,泰国金融业坏帐高达8O00亿到9000亿泰株(约合310~350亿美 元)。肆意挥霍低息资本,巨额所需项目赤字极易引发金融危机。1996年泰国所需项目逆 差已相当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8.2%,而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债务危机那一年也只不 过为7.8%。这样,泰国爆发危机就实属正常了。
泰国正在玩火自焚,索罗斯向部下发出了信息。从1997年初开始,泰国房地产气泡开 始失去了光泽,并很快趋于破灭,外国投资者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便纷纷抛售泰铢。索罗 斯一见时机已到,便浑水摸鱼,亲率国际金融投机大家,集中全力进攻建立在沙滩上的泰铢 堡垒。一时间,泰国金融阵地发发可危,硝烟弥漫,其震动波及到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第三节 进攻!进攻!再进攻
进入90 年代,国际金融市场风暴迭起,危机四伏。经济学家们均认为国际金融市场周 围游荡着一只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十分明显地感觉得到的“巨手”,一只可怕的魔鬼般的巨 掌。对于这只巨手,经济学家给它冠以了一个比较通俗化的术语:热钱。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粗略统计,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 期证券至少有7.2万亿美元,并且有与日俱增的趋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巨额热 钱的全球快速流动成为可能。要调动巨额资金甚至只需打个电话或接个键盘,天大的交易在 市场上一秒钟之内即可成交,相反,为规避风险。资金的快速撤离也是轻而易举之事。自从 1992年索罗斯率众将英镑打得一败涂地,1994年索罗斯又伙同其他大户在墨西哥大闹天 宫,把这个中美洲最大的国家弄到了几乎要砸锅卖铁的地步,国际社会着实领教了这个来元 踪、去元影的索罗斯的厉害,各国似乎对其均敬畏三分。在索罗斯的率领下,国际金融市场 上的热钱尤如脱组的野马横冲直憧,难以捉摸。当某一地区资本收益率可观时,热钱便会蜂 拥而至,一有风吹草动,尤其达到了目的后,便又会如风卷残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1997年7月25日,咆哮如雷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大骂闻名于世的大炒家乔治·索 罗斯是东南亚货币受投机者狙击从而大幅贬值的幕后“黑手”。各种迹象显示,这位西方金 融市场“传奇人物”统帅套头交易基金组织自1992年狂沽英镑大获全胜之后,早把“猎 取”目标瞄准了亚洲新兴市场,伺机下手。1993年这伙掌管套头交易基金组织的经理们在 马来西亚“小试牛刀”,初露风头。当时,投资者普遍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的市值被低 估,看来必涨无疑,于是在索罗斯的号召下,国际热钱开始围剿林吉特,可是马哈蒂尔却偏 不买索罗斯的帐,坚决捍卫低市值的林吉特,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各自统帅一方,在金融市场 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捉对撕杀。1994年1月,马哈蒂尔下令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索 罗斯一看机会无多,无奈只得率各投机大户全线撤退,休兵养马,以备再战。
转眼又过了两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爆涨,繁荣日趋明显。由于通货膨胀节节上扬,景气 过热的威胁不断加重,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 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热钱涌人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再战。创 造了新的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 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人利率比 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一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 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 短期借贷。据新加坡外汇市场的消息,在东南亚各地外汇市场上,亚洲货币远期外汇市场每 日交易总值约达60亿美元,其中泰钵成交量增长最快。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 尔曼发出了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 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令人 痛苦不堪的大幅震荡。
然而,布尔曼的声音还是没有被听见,这就使得索罗斯最后下定决心,要在东南亚以一 个人的力量对抗国家集团的力量。 面对各国货币市场投机盛行,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对市值的变化率一直在犹豫不决,尤 其担心热钱像流入国内一样迅速流出,从而使汇率急剧波动。但是此时此刻,这只被重新打 开的资金龙头要拧上已很困难了。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已经走到了它们的最后关头。
看准时机的索罗斯出动了。
不过,此次索罗斯及其部下不但显得小心、谨慎,而且还选准了从80年代未已成为地 区通货的泰铢下手。因为印尼与菲律宾利率虽然比泰国高,但印尼汇率经常受到印尼官方人 为操控,比较不易投机,而菲律宾也对外汇市场有较多管制,同样不便放开手脚来大战一 场,以决胜负。相比之下,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最高,资本进出自由;除 了利率较高之外,泰铢长期紧盯美元,汇率相当稳定,风险最小:另一方面,泰国经济“虚 假”繁荣景气最旺,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拖垮原来腰包鼓鼓的金融业,因此泰铢市值实际 上也就最不稳定,最易攻破。
索罗斯之所以拿泰抹开刀,这在于看中了上述有利条件,这就叫“擒贼先擒王”,打破 泰铣堡垒之后,就能够彻底扫荡东南亚了。就这样,索罗斯吩咐手下,将资金暗中向东南亚 转移,以便最后时机一俟成熟,便可大举登陆东南亚,将这些尚在美梦之中的人群杀个措手 不及。
索罗斯终于悄悄地向东南亚诸国宣战了。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 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索罗斯及其手下认为,这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 深层次问题的暗示,便先发制人,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 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手待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冲击基金联合一 致大举抛售泰铢,在众多西方“好汉”的围攻之下,泰铢一时难以抵挡,不断下滑,5月份 最低跃至1 美元兑26.70铢。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 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跨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
泰国中央银行第一步便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铣;第二步 效法马哈蒂尔在1994年的战略战术,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抹给索罗斯大军;第 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O00至1500厘。三管齐下,新 锐武器,反击有力,致使泰抹在5月20日升至2520的新高位。
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致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 当头一棒。
然而,索罗斯毕竟还是索罗斯。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 术也就莫过于此了,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并没有使自己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 对而言也只是比较轻微的。从某种角度上看,索罗斯自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东南亚诸 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 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
索罗斯为了这次机会,已经卧薪尝胆达数年之久,此次他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先头 部队的一次挫折并不会令其善罢甘休,索罗斯还要三战东南亚。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振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 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 间,东南亚全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 一片混乱,战局错踪复杂,各大交易所简直就像开了锅似的热汤,人们发疯似地奔跑着,呼 嚎着。
这是一场个人对抗国家的战争,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结果来 看,则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 面对铺天盖地面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要想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泰国人只得拿 出最后一招,来个挖肉补疮,实行浮动汇率。不料,这早在索罗斯的预料当中,他为此还专 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各种反措施纷纷得以执行,泰铢的命运便被索罗斯定在了耻辱的十字架 上了。泰铢继续下滑,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其被索罗 斯所宰杀之状,实在令世人惨不忍睹,泰国人更是心惊肉跳,捶胸顿足,责问苍天。
然而,在击破泰铢城池之后,索罗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断定泰铢大贬,其他货币也会 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军席卷整个东南亚。索罗斯暗中发誓,此次定要将东 南亚各国搜刮一空,灭了这帮不识好歹之徒企图取西方而代之的迷梦。
闻得索罗斯大军兴风作浪,腾云驾雾不来,其他东南亚国家均倾全力进行了殊死抵抗。 菲律宾抛售了25亿美元,马来西亚抛售了10亿美元,以稳定本国货币,但在索罗斯的强大 攻势面前却难以阻止比索、林吉特的贬值。同时印尼盾、新加坡元也剧烈波动,一时间,东 南亚货币市场风声鹤吹,草木皆兵。这究竟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前兆,还是金融风暴的尾声? 恐怕谁也不敢妄下结论,其秘密也许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索罗斯。
继泰国战役之后,索罗斯飓风很快又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刹那 间,印尼即出现了“黑色星期一, 印尼盾大幅狂泄,民众出现了抢购美元的狂潮。自7月 21日以来,印尼盾汇率开始大幅下跌,其降幅已连破历史纪录。从年初到8月20日,印尼 盾对美元已贬值23%左右,远远超出了政府一厢憎愿所制定的每年5%-6% 的指标,贬值幅 度之大,在东南亚仅次于泰国。受汇率影响,雅加达证券市场的股票综合指数也一降再降。 仅8月份头三月就下降了20% 以上,一个月内降下150.55点。印尼银行界、经济界及社 会大众哭天喊地,捶胸顿足。
印尼盾贬值后,给印尼经济带来的最明显影响,是以进口原料为主的制造业成本大增, 导致包括汽车、计算机在内的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建筑材料涨价,主要日常必需品价格也上 涨了5%至13%。业内经济人士认为,物价上涨将使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从预计的6%以下升 至8%以上。盾市贬值,由于货币利率的区制,各公司债务一夜之间剧增l00%,这样将导 致目前已超过1,100亿美元的印尼外债进一步攀升。
自从泰国抹贬值之后(7月2日贬值了20%),从吉隆坡到雅加达,从仰 光到马尼拉,该地区内所有国家都出现了货币危机。德意志银行亚太处首席经济学家说: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只不过是烟花燃放前的凡个小鞭炮而已。”他 认为,泰国铢贬值而引发的冲击波可能影响到亚洲、东欧以及拉丁美洲十几个新兴国家。
到目前为止,泰国铢贬值的多米诺效应已经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以及马来西亚 的货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星期五(11日),在投机商的压力下,菲律宾不得不任其货币 比索比价波动,几小时内贬值了近7% 。同一天,缅甸的缅元在自由市场上的兑换价也达到 了历史最低纪录:240缅元兑换1美元(几个月来,这一比价一直保持在160 :1左右,几 周前开始出现下跌的趋势)。
比价的变动对商品贸易产生了影响:一些进口物品的价柏几天内上涨了近30%。林吉 特(马来回亚货币)的投机活动日益猖撅,马亚西亚成了受害者。为此,吉匠坡中央银行不 得不在星期五(11 日)决定将利率从前一天的9%提高到50%。这样,投机活动(从银行 贷款到市场上出售)的成本一下就提高了。
该地区最具实力的国家——日本试图扑灭这场大火。日本当局决定提供10亿美元的资 金以维持泰国铢的稳定。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再度出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那样的大 灾难。东京方面还试图让亚洲开发银行也行动起来。香港和新加坡也参与了此次拯救行动。 据有关方面的消息说,曼谷正在寻求200亿美元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已 经抵达泰国,查清这里的金融危机的现状,并尽快采取相应的措施。
理想情况下,你能活到120岁。
这是美国学者海尔弗利在1961年提出来的概念。人体细胞一般分裂50次左右,分裂的周期大约是2.4年。
但我们还能突破生理极限,活得更久吗?
如果你问硅谷的那群“生物黑客”,他们很可能信誓旦旦地回答:当然能!而且,这些野心家并不只是嘴上说说。
“我不是吸血鬼!” 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2018年《纽约时报》的年度论坛上这样为自己申辩。他反驳的是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言:彼得·蒂尔通过注射年轻人的血液,以此对抗衰老。虽然不承认换血,但他并不避讳自己对长寿的渴求。他公开承认,自己正在服用生长激素药物。
而有人比他更激进,相信基因重组试剂可以突破生理局限。生物医药公司的CEO艾伦·特雷维克(Aaron Traywick),曾在生物黑客大会上上演了一场“行为艺术”:当众脱下裤子,拿起一支细细的针筒,朝自己的大腿注射了疱疹治疗基因药剂。这是其公司研发的廉价基因药剂之一。两个月后,他被发现在水疗中心溺亡,身边漂浮着很多药瓶。法医的调查结果显示,他溺亡的主要原因是神经中毒后意识和感觉的短暂分离。但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他的死亡和这次注射有关。
但这并不影响彼得·蒂尔这样出身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们对“长生不老”的追逐。
长寿药
“有时衰老也是双刃剑,它是身体对抗癌症的保护屏障——当细胞遇到潜在的癌症风险时,它们会进入衰老并停止增殖,从而使得癌症不会继续扩散。”南加州大学的项目负责人尼克·格雷厄姆(Nick Graham)表示,不应该消除所有的衰老细胞,因为这可能让人面临癌症的风险。因此,像Senolytics这样的抗衰老药物需要定点靶向消除衰老细胞,这样就能保留衰老细胞最初的肿瘤抑制功能。
3D打印器官和器官移植
除了细胞这个对抗衰老的战场,未来学家伊恩·皮尔逊(Ian Pearson)提出:不断更换人体重要器官,可能是实现长寿的好办法。但器官的紧缺和配型的高难度,激发了科学家研究如何使用3D打印技术,以人体细胞为材料打印出自体器官。Prellis Biologics就是一家研发3D器官打印的公司。目前,它正在攻克如何保持3D打印细胞和组织长时间存活的问题。如果这项技术发展成熟,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将会缩短,成功率也会提高。
3D打印器官
另外,异种器官移植(在动物身体上培育新的器官并能被人体接受)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但该技术仍然处于研发阶段。启函生物是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最近日本批准了有争议的人动物混合胚胎试验:创造包含人类细胞的动物胚胎,并将其移植到代孕动物体内。据Nature报道,目前为止,用于杂交培育的小鼠胚胎器官几乎完全成型了。
基因测序和基因治疗
精准描绘衰老的真实样貌是揭开衰老之谜的方法之一,而基因测序能成为“描绘”的工具。DNA信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长寿”,这也意味着找到重返青春的灵药可能不再是亿万富翁的专利,普通人也能享受。
Human Longevity是抗衰老领域比较典型的基因组测序公司,它由奇点大学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 和基因组学领域的先驱者J.克雷格·文特尔(J. Craig Venter)共同创立。戴曼迪斯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我们每天可以测10万人的基因组,2020年这个数字是500万。”而在国内的基因测序领域,据青桐资本投资总监薄奥克介绍,海普洛斯是国内测序通量最大的,在ctDNA领域准确度最高的。它的业务目前主要包括:癌症基因检测和健康人群基因检测。
逃过衰老,但死亡仍难避免?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以及上述相关公司的持续研发,或许衰老将会变成生命进程中可以修正的一个bug。在Unity Biotech的CEO内德·大卫(Ned David)看来,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衰老是灵活可变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以安全改变人类衰老进程的时代。
如果衰老被治愈,人在老年时期的身体状况一路坦途,但死亡仍然是悬崖边的纵身一跃吗?
未来学家伊恩·皮尔森给出了一个确切的时间:“只要你能活到2050 年,就有很大几率实现永生。”
那么永生是抗衰老的终极目标吗?遗传学教父乔治·切奇并不这么想:“如果我们的技术足够有效,人类的寿命就没有上限。但我们的目标不在于此,我们希望人的老年阶段能依然健康年轻而不是被拉长的衰老期。”
我们和永生的距离
当大多数人接受了生命尽头必然死亡的宿命,总有些人就是“不认命”。他们拿自己做小白鼠,近乎疯狂地探索长寿甚至超越死亡的方法。
首先是引领科技养生潮流的硅谷第一“生物黑客” 戴夫·阿斯普雷(Dave Asprey),他除了坚持正念冥想、生酮饮食,最近几年升级了自己的“养生清单”:每天吃100份营养品,注射机体干细胞,定时接受红外线照射,并尝试在高压氧仓中“补气”。
硅谷企业家塞吉·法盖特(Serge Faguet)也有类似的做法,他每天会吃下60多颗药片,包含营养补充剂、抗抑郁药、降血糖药等,甚至还有违禁药物。他还注射生长激素以促进肌肉的生长。此外,他还注意保持精神健康、良好睡眠、均衡膳食、接受医学检查(血液和基因等)以及合理锻炼。
“我们是(复杂的)机器人,机器人可以被调节和改善。”法盖特说,自己现在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健康长寿,以准备未来能与机器融合,成为“超人”。
马斯克的“脑机狂想”也正在推近人类与永生的距离。不久前,Neuralink公司宣布,其脑机接口研究出现了新进展:Neuralink采用侵入式,使用的电极线能防止大脑损伤。这可能是它区别于以往脑机接口计划的优势。据悉Neuralink会首先在高位截瘫患者身上做试验,但马斯克的野心不止如此。
前不久,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上表示,该技术会让人类“有效地和AI融合在一起”。他更想让脑机接口成为像手机一样的存在,甚至比手机更全面地入侵人类的生活。那么人和AI融合后的终点在哪里?
如果脑机接口计划进展顺利,不久我们就能“上传思维”,此时肉体的长生不老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提早一步实现了数字化永生。但是那些游荡在云上的思维代码代表的就是你吗?或许乔治·切奇为我们描绘的场景更触手可及:“未来很多百岁老人在老年时期也一直充满青春活力,在死亡敲门之前,大家都不必经受病痛的折磨。”
“这种想象还不坏。”
在东亚金融危机已经波及欧美的压力下 , 人们对 1999 年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议论颇多。在世界银行和欧盟都降低了对 1999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学界也开始讨论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以及这次危机将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公文选)
本文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结果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的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利润增量,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也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解释。(公文选)
中国已经有 47 年的高增长,改革前 27 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最近 20 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由于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的压力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才能存活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制约。
(公文选)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我们在享受高增长带来的现代消费时,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了。
(演讲 总结 心得)
本文(公文选)
在能够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看到,曾经有中国学者早在 1979 年就撰文指出,传统体制存在“结构性经济危机”,所以中国必须改革; 1988 年则有公开发表的“危机论”探讨中国经济危机周期性波动的规律;而在东亚危机爆发引起世界金融动荡之前的 1994 年,国内也已经有文章分析“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国外讨论金融资本膨胀与泡沫经济崩溃相关性的文章也早已汗牛充栋。然而,尽管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大部分确实被这些讨论言中,但今天的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反而更愿意只把问题分析到技术的层次上。有鉴于“今天的你我,总是重复昨天的故事”,本文才入乡随俗,老调重弹。希望那些“顾左右而言他”的人不介意我把话说透。
一�真正解决欧美 1929 ~ 1933 年大危机的并非“新政”,而是世界大战
我们在 1997 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现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的 1929 ~ 1933 年大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 �资源贫乏使欧洲在危机压力下走向战争
在 30 年代初的欧洲,当危机爆发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资源的分割已经确定,各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再拿来作为资本化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所以制造业的结构性过剩几乎不可能在同构的、分散的欧洲小国内部缓解(这也与现在东亚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于是德国首先加速向军事工业转移,并且必然随之以在这种传统产业结构不能产生增量的制约下对世界资源和市场重新分割的要求。于是导致从欧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战争。
2 �美国两个“百日新政”受阻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源大国,因此本来比欧洲小国更有条件通过启动本国资源向资本转化形成新的资本增殖收益来摆脱危机。 1933 年罗斯福执政后也确实推行了两个“百日新政”,第一个“百日新政”加强联邦计划和政府干预,但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受阻;第二个“百日新政”侧重垄断,但新法在 1935 年春起不到一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 12 项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执政后的三年中,各地已有 100 多位法官下了 1600 多道指令禁止实行“新政”。其实罗斯福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工业结构,而且尽管政府财政融资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国库亏空 60 ~ 70 亿,国债从 1932 年的 187 亿增加到 1938 年的 347 亿,但失业人口仍然有 700 万,全国 14 %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济。
看来,无论归罪于思路错误,还是推诿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罗斯福“新政”作为历史事实,对美国经济危机只是在 1934 ~ 1937 年三年间相对缓解。随之 1937 年美国经济再度出现危机,是年 10 月 29 日股票暴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 1929 年股市大崩溃时的跌幅还大。随后,在 1938 年慕尼黑事件导致欧洲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压力下,罗斯福的“新政”也就销声匿迹了。
历史告诉我们,“新政”既没有全面调整结构,也没有根本解决危机。
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的历史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这次结构性危机:一是战争爆发和战后重建刺激了工业需求,当时旧有的工业在未改变传统结构的情况下,确实有了重新增长的机会;二是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世界输出军火,战后又对世界援助重建物资,美元自然变成世界通用的贸易结算货币,并在战后达到了占国际货币总量约 3/4 的统治地位。
由此,不仅美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可以得到最廉价的资金去进行资本输出,而且背靠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也可以进行几乎是惟我独尊的国际竞争。因为,只有美国可以凭借政府印刷出来的绿色纸片与世界任何国家交换资源、产品,甚至政权。
说老实话,具备如此特殊条件的美国,如果政府及其附属的理论界不去促进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推行“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大循环”,迫使或者诱使他们“自由”地与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行不可能平等、也不可能赢的竞争,那就是放弃历史机遇,对不起美利坚民族。假如我们也有这种机遇,尽可以冲上国际舞台去唱这种大戏,否则就是对不起咱们自己。可惜,实际上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当然也就不能亦步亦趋,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二�战后美元资本垄断地位的变化必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
1 �美元的垄断地位与追逐泡沫经济的本质特征
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 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 GDP 增长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这就客观上造成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
2 �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元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设备输出和美元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元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 60 ~ 70 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元独霸天下。于是有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的努力。其间,美元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到 3/5 。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元资本更是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品交易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进入到 90 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 60 %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数百倍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美元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比较保守的看法也认为其币值高估约 70 %。在资本过剩的压力下,金融危机的发生长期以来就此起彼伏,没有停止过。进一步说,在 1999 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元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过剩美元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
然而,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必然在泡沫经济破灭时加强对其他国家推行所谓“一体化”,企图为过剩美元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中汲取利润的条件。其中, IMF 和世界银行对东亚国家提供援助时附加政治条件一举,应该够有典型性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重新认识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们这样分析,是因为 1998 年西方七国针对已经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做出的对策调整,不过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仅限于技术层次的“加强监督管理”,学问老道的理论家们提出的看法也不过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问题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没有给人们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对其心存幻想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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