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威胁论是什么时候兴起的
• 2、如何写好关于中国黑客威胁论的论文
• 3、什么是中国黑客威胁论
• 4、中国威胁论由来
• 5、中国威胁论是什么意思，具体内容，谁提出的

中国威胁论是什么时候兴起的

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的“黄祸论”。

其次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也曾炒作过"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口号，美国在联合国宣传"中国对邻国的威胁"，麦克阿瑟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

再次是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苏联也兜售过"中国威胁论"。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基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开始了最早的“中国威胁论”宣扬。

扩展资料

“中国威胁论”不是形成于昨天或者今天，而是颇有历史渊源。

作为一个有着悠悠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一直宣示和践行“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也一直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霸权”的发展理念。

但美国、日本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出于全球霸权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把中国的崛起以及对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加大，炮制成了对中国实施“软遏制”的“中国威胁论”，他们通过描绘出一幅幅混乱和灾难的图景来丑化甚至是妖魔化中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威胁论

如何写好关于中国黑客威胁论的论文

重复中俄黑客论调 讨论“可接受的网络行为规范”

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成为西方国家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指责靶子。

11月1日至2日，6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伦敦，就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网络攻击和在线犯罪问题进行讨论。

而就在这一首次针对网络安全举行的国际会议召开前夕，会议主办国英国的多名政府高官公开点名中俄“利用黑客窃取别国政府和企业的机密”。

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昨天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这一国际网络大会，主持大会的是英国外交大臣黑格。

黑格将在会上就各国对网络安全的担心，展开“可接受的网络行为规范”议题的讨论。原定也将出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因母亲健康原因临时取消与会。

预期两天的会议不会立即达成协议，但英国官员希望能为未来讨论设下议程。

中国派员参加

继前一天英国政府情报中心负责人罗班发出“英国政府和企业遭黑客攻击令人担忧”的警告后，昨天，英国首相负责网络安全事务的特别代表内维尔·琼斯女士称，有两个政权肯定与试图从网上窃取敏感信息有关联。

罗班没有指明是谁发起的网络攻击，但琼斯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却明确表示，北京和莫斯科对外国政府的安全与外交政策以及经济信息很感兴趣。

在回答“中俄是不是最大的黑客”时，尽管她表示不想进行指责，因为中俄的代表会出席大会，但还是回答称，“它们当然是其中之一。”

琼斯补充说，许多网络攻击和偷窃并不是由中俄的情报部门直接进行的，而是一些黑客所为，但他们准备把自己偷到的任何信息卖给中俄政府。

英国保密电子机构GCHQ的负责人伊恩·科德日前透露，今年夏天，曾有人试图“有效地”潜入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计算机系统。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于今年年初也曾声称： “‘一个敌对的国家情报机构’正以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为目标展开攻击。”虽然他们没有说明到底是谁，但一些英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要为此负责。”

英专家称多国涉“黑”

英国媒体昨天引述计算机安全公司Sophos的一名网络安全专家克拉利的话说，有经验的黑客能够掌控在外国的电脑，利用它们组织网络攻击，但真正的攻击者不容易被发现。

克拉利还说，虽然琼斯指名道姓地点出北京和莫斯科，但其实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涉嫌进行这类网络攻击行为，以这种比较低成本的方式窃取情报。

中国已经成为所谓“黑客活动的策源地和攻击国”的最方便的替罪羊。

美国赛门铁克软件公司于10月31日发布了报告称，英美数十家化工企业已经遭到“中国黑客”的网络攻击，他们已经追踪到“一名中国人”。该公司曾称中国绍兴是“网络黑客之城”。然而，赛门铁克软件公司始终拿不出能支持其言论的证据。

日本、韩国近年来也对“中国黑客”进行多次无根据的指责。早在今年7月，日本多个军工企业网站遭到黑客入侵，一些机密资料外泄。

日本国内的一些“网络专家”和日本警方多次将矛头指向中国，虽然这种说法从未被证实。韩媒此前多次炒作“中国黑客攻击”，结果被证实黑客事件的主谋是韩国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最近一次就所谓“中国黑客”指责做出回应时指出，“网络犯罪具有跨国性和匿名性的特征，所以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就声称攻击源来自某地，这种说法不专业也不负责任。”

英国剑桥大学安全工程学教授罗斯·安德森昨天也表示，网络犯罪在过去的六年里“极速增长”，约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计算机系统正受到恶意软件的威胁，“如果你想抵制这种威胁，光靠抓几条鳄鱼是不够的，你必须把这片沼泽抽干。我们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反对整个网络的犯罪，而不是像外交部那样想一些简单的自卫方式。”

什么是中国黑客威胁论

中国黑客威胁论那都是扯淡，计算机，TCP/IP协议，操作系统等等都是老美发明出来的，他们才是真正地黑客呢

中国威胁论由来

新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冷战后，其背景是苏联威胁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军事逐渐强大，"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

中国威胁论第一次泛滥是在1992-1993年间，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靡太平洋东岸，芒罗因而也声名显赫。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那篇高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个大背景下问世。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此后，每隔一段时期，"中国威胁论"都会出现。

第二波发端于1995-1996年，主要与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有关。

第三次发生在1998-1999年，其背景是在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已经是第四波了，其特点是威胁论的内容日益扩大，往往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中国计算机黑客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等。

中国威胁论是什么意思，具体内容，谁提出的

当苏联和东欧政权解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步苏联东欧后尘而且发展得更快更稳定的时候，西方就出台了“中国政治威胁论”。随后，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能力不断上升，西方又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在各个主要国际性组织内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候，西方开始讨论中国的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如果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期望来服从既存国际规则，中国就构成了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威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又找到了所谓的“

”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现存国际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最近一期《外交》杂志上撰文讨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她从西方学术界借用“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个概念很简单，说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使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了经济发展。她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模式与美国和其持同样民主价值的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背道而驰。因此，美国要和其他持共同价值的民主国家（欧洲、日本和澳洲等）来分享共同的责任，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持赖斯这样观点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并不少见，可以说，对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的担忧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担忧也经常促成西方各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中国施加共同的政治压力。

这里涉及到两个表面上互为竞争的国家发展模式问题。首先是现存的所谓的西方“民主发展模式”。的确，不难观察到，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国家也同时是经济发达和社会公平做得好的国家。这使得西方很多政治和知识精英甚至是普通民众相信，民主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人普遍相信“历史终结”论，即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最后（也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也变成了西方世界的责任。民主和自由历来就是西方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力量。这种软力量的使用在冷战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到处使用军事力量，但论证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则是其传统民主和自由话语。

在把推行西式民主和自由作为自己使命的西方，很少会有人公开承认，正是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自由，才导致了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衰落。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的时候忘掉了西方本身的民主发展不仅和其文化相关，更重要的是，它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基本国家制度缺乏，民主因此没有生存的根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没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根基，民主政治往往成为暴力、无序和腐败的代名词。暴力、无序和腐败反过来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也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往往并不是真正为了那里的民主发展，而是为了其战略利益。

在早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也信仰西方民主，他们因此在反殖民地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愿意接受西方的民主输出或者主动引入了西方式民主。但是西式民主推行已久，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无望。这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开始反思西方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成了一个特大的问号。

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中国发展经验开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不仅造就了内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融入世界体系并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三十年的实践已经为中国模式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简单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渐进的、有秩序的。要有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有稳定的秩序。没有稳定的秩序，经济发展就没有空间。再者，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对现存秩序构成压力，这又进一步促成了中国改革现存秩序，不仅保障前段时间的发展成果，而且再促进进一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反，在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在外交方面，中国的经验也同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青睐。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关系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既没有和西方世界孤立，也没有依附于西方。人们还观察到，中国不仅参与国际多边组织，而且也成为国际或者区域多边组织的发起者。但中国所参与建立的多边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和“（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并不像西方国家组织的多边组织那样具有战略性，中国参与组织的这些组织是解决问题类型的，并且侧重于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更和西方不一样。尽管西方经常把中国在非洲的行为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但发展中国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掠夺性。今天，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又往往加上无穷的先决条件（以实现其经济之外的战略目标）。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没有其他的战略和政治意图，并且中国奉行不干预主义。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中，既满足中国自己发展的需要，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看到中国帮助非洲国家的诚心和能力，因为中国在那里正在打造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学校、医院、体育馆和公路等等。西方国家从早期殖民地政治开始到今天，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历史长久，但从来就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西方注重民主的形式，中国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交往，中国的行为模式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人物感觉到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所构成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西方人开始看到，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模式。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宣称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因为中国的模式还在发展之中。“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是发展中国家自愿接受的结果。再者，中国的模式和西方模式并非处于对立和矛盾状态。中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否认政治民主化。中国本身也正在寻求一条适合于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也意识到，中国式的发展不仅不会阻碍民主的发展，反而会为民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经济的支持。西方注重的是民主的形式，中国则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无疑为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动力。正因为这样，西方对中国的批评甚至压力也不会间断。但是，一个依靠反对别人的模式的模式并不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也因此没有生命力。西方世界最终会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只要保持自己发展模式的开放性，随时吸取所有其他模式的长处，那么才能够保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更是中国国际舞台上的核心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