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求《唐太宗论举贤》译文
• 2、诗篇118章22节经文意思
• 3、诗篇119经文是什么意思
• 4、唐太宗论止盗翻译

求《唐太宗论举贤》译文

1、翻译

唐太宗让封德彝推荐有才能的人，（可是）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罢了！”

太宗说：“用人跟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古来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德彝惭愧的走了。

2、原文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唐太宗论举贤》出自《资治通鉴》，内部推荐已成为企业引才的常见方式。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

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太宗论举贤》

诗篇118章22节经文意思

这里的经文有预表之意，是说之后耶稣会被人舍弃，但是他却要成为整个以色列人民族的磐石。当时以色列人造房子需要先用一大石头做方角石，就好像是奠基一样，而耶稣在后面也同样是如此，因为他让真正的以色列人进入新约中，但是起初他却遭受人的丢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诗篇119经文是什么意思

诗篇119篇整篇经文，是基督以天父上帝仆人的身份，来反应神成为人的青年时代他内心的呼声，反应了耶稣对上帝律法何等喜爱的心声，又藉此预言将来。

诗篇119篇整篇经文，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青年时代的预言和心声。

预先看明未来和掌管未来的基督，知道成肉身之后将在青年时代必经历的困苦、微小、孤独、羞辱、苦难和一切的遭遇。知道他成全赎罪救恩以后的教会对待上帝律法的光景和末后教会对待律法的光景。

制定律法、颁布律法、喜爱律法、乐意遵行律法的基督，预先看明将来必有奸恶的人兴起来，要践踏和废弃上帝至尊的律法，对于这一切，基督以他的律法、法度、律例、训词、典章为主题，就预先藉着先知君王大卫的口向世人、向他的选民们发声。

扩展资料：

诗篇主题：

人在苦难之中──上帝施行拯救

这就是《诗篇》从整体上所体现的主题。在这些神圣的诗篇中，听到的不仅是希伯来人，而且是全人类向上帝发出求救的呼声：看见全能之主伸出来施行拯救的手。怪不得多世纪以来，《诗篇》一直为犹太人和外邦人提供了私下祈祷和公众礼拜的材料，用作希伯来圣殿和会堂的仪典。

谈一下希伯来人对《诗篇》的运用是很有意思的。《诗篇》很早就成为他们私人生活和公共礼拜献祷的用辞。

圣典崇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由圣诗班应答轮唱《诗篇》，或由唱诗班和会众以应启形式吟唱《诗篇》。大卫为此树立了榜样。

当约柜运进耶路撒冷新设立的帐幕时，大卫把一首“称谢耶和华”的诗交给亚萨和他的兄弟们。根据密西拿和塔木德经记载，一周的每一天都规定了一首诗篇，在每日献祭结束，倾倒献祭的酒时吟唱。

有一些诗篇是特别选出来供大节期使用：诗113-118篇用于逾越节；第118篇用于五旬节，住棚节和奉献典礼；第135篇用于逾越节；第30篇用于奉献典礼；81篇用于新月，并同29篇一起用于当日的晚祭；诗120-134篇用于住棚节的第一夜。

在会堂中每日的祈祷代替了圣殿的献祭，每日的礼拜仪式尽量与圣殿的相似。圣殿毁灭以后，诗篇就作为祷词与律法和先知书一起宣读，从而在公共礼拜中提供了与上帝不断交往的工具。

一些诗篇特选作为特殊场合的用诗。《诗篇》第7篇用于普珥节；第12篇用于住棚节第八日；第47篇用于新年；第98篇和104篇用于新月；第103篇和130篇用于赎罪日。百姓均能背诵以下伟大的诗篇，就是用作公共感恩之词的诗篇104-106篇，111-113篇，115-117篇，135篇，及145-150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篇

唐太宗论止盗翻译

唐太宗论止盗翻译：

(唐太宗）皇上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厉的刑法来制止。皇上微笑着对那官员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于实际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

我应该不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天下太平,没有人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拾了据为己有,大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唐太宗）皇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

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了。”

原文：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此文出自北宋·司马迁所写的《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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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

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

《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

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